
絲綢之路
起自長安經中亞到達地中海羅馬 全長6440公里
【記者劉幫寧報導】絲綢之路,簡稱絲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起源於西漢(前202年—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其實「絲綢之路」名稱是德國學者所命名的。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 絲綢之路 」,而這一名詞很快就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其後,德國歷史學家郝爾曼在20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但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的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並成為首例跨國合作而成功申遺的項目。
傳統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古代都城長安,經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440公里。這條路被認為是連結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數千年來,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學術考察者沿著絲綢之路四處活動。
隨著時代發展,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稱。有西漢張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有長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還有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先秦時期,連接中國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經存在,絲綢正式西傳始於西漢通西域,絲綢之路真正形成始於西漢張騫鑿空。這個時期,絲綢的傳播源、傳播的目的地、傳播的路線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據可查,傳播的數量也非常大,東西方是有計劃、甚至是有組織的進行絲綢貿易,所以絲綢之路真正開闢於西漢武帝時期。
西漢時,陽關和玉門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的地方,稱作西域。西漢初期,聯絡東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漢武帝時,中原始與西域相通,開始加強對西域的經略。西域本三十六個國,後來分裂至五十多個,都位於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漢武帝聽說被匈奴侵犯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聯絡他們東西夾攻匈奴。陝西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率領100餘人向西域進發,途中被匈奴俘獲,滯留了10年,終於尋機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 。這時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繼續西遷,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後適逢匈奴單于死,國內大亂,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趁機回到大漢,受到漢武帝的熱情接待,被封為太中大夫 。此次西行前後達10餘年,雖未達到目的,但獲得了大量西域的資料,史學家司馬遷稱張騫此行為「鑿空」。
張騫歸國後,漢武帝曾遣使探求通過羅馬開闢一條不經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後來漢軍擊敗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區,打通了西漢與西域之間的通道。霍去病在祁連山大破匈奴後,張騫建議聯絡西域強國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並與西域各國聯繫。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於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返抵長安,被張騫派往西域其他國家的副使也陸續回國。烏孫使者見大漢人眾富厚,回國歸報後烏孫漸漸與大漢交往密切,其後數年,張騫通使大夏,從此,西漢與西北諸國開始聯繫頻繁起來,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漢武帝以軍功封其為博望侯。
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漢武帝在輪台(今輪台縣東南)和渠犁(今庫爾勒縣西南)設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務。這是西漢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設置的官吏。漢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從西漢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時代。
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吐谷渾,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李治又滅西突厥,設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大唐帝國疆域,東起朝鮮海濱,西至達昌水(阿姆河,一說底格里斯河),是當時世界第一發達強盛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東西方通過絲綢之路,以大食帝國為橋樑,官方、民間都進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元代絲綢之路的交往目的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明代中期以後,政府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與此同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不斷發展,海上交通代之而起,使絲綢之路貿易全面走向衰落。

鐵路拉貨櫃 「中歐班列」現代絲綢之路啟動
成都著名的濃霧,也掩蓋不住佔地廣闊、建設宏偉的成都鐵路口岸。我們都見慣了大型商港岸上的貨櫃起重機成排成列的吊載景象,但是位處內陸的成都,其貨櫃的轉運方式就是利用火車載運,成都鐵路口岸建設便應運而生,背後隱含的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經貿大戰略中,成都所處地位、機遇與挑戰。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大力推動包含「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項發展計畫,希望建立中國與中亞、歐洲等區域的貿易運輸新聯繫,其背後蘊含以交通設施為主的龐大基礎建設。成都宏偉的鐵路口岸是「一帶一路」政策脈絡下,一個區域性的重大交通建設。

截至目前為止,成都鐵路口岸光是站區建設,已經投入高達150億台幣。其主要對外運輸鐵路有兩條,一是通往歐洲的蓉歐鐵路,其次是通往中亞五國中亞鐵路,起始站皆是成都的鐵路口岸。兩條鐵路都需要在新疆阿拉山口將標準軌距換成前蘇聯地區試用的寬軌,兩鐵由成都啟程,前往波蘭羅茲的蓉歐鐵路與前往中亞五國的中亞鐵路,耗時皆在十天左右,且不受冬天惡劣天候影響,猶如古代絲綢之路藉由現代鐵路建設重生。
透過成都優異地理位置的幅射作用,大陸各項產品可以透過比海運減少2/3的時期間出口貨物到歐洲,而中亞的各項天然資源、歐洲的汽車、肉類乃至新鮮蔬果類產品,也能源源不斷進口,再透過成都轉運到中國各地。
「一帶一路」包含的商機無可限量,對於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平衡東西區域發展,都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事實上,成都不只往北、往西可前往中亞與歐洲,往南也是中南半島與南亞經貿往來的樞紐城市與前往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支點,由此可知成都在「一帶一路」中的獨特地位。
隋唐時期西域戰火不斷 海上絲綢之路起而代興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次要的地位。
關於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又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餘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餘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於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後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於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後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宋代以後,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西漢時期,南方南粵國與印度半島之間的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末三國處於絲綢之路從陸地轉向海洋的承前啟後與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由於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孫吳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了很大進步,技術先進,規模也很大。在三國後面的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也推動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海經驗的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魏晉以後,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廣州為起點,經海南島東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海面抵達南海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易涉及15個國家和地區,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

海上絲綢之路開闢後,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世紀至7世紀,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
到唐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以及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並延伸,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替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代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係,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元朝在經濟上採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同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並製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也進入鼎盛時期。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進入極盛時期。向西航行的鄭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模航海活動,曾到達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這對後來達·伽馬開闢歐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線,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向東航行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1575年),由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至菲律賓馬尼拉港,穿過海峽進入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清兩代,由於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廣州成為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貿易大港。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比唐、宋兩代獲得更大的發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貿易,並一直延續至鴉片戰爭前夕而不衰。鴉片戰爭後,中國海權喪失,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從此,海上絲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這種狀況貫穿整個民國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
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紛紛東來。他們把中國的絲和紡織品,從長安通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運往西亞,再轉運到歐洲,又把西域各國的奇珍異寶輸入中國內地。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後,西漢的商人還常出海貿易,開闢了海上交通要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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